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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地位,自宋代以来为中国人必读之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四书大义》也是唐文治先生在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时,为使学生重视经学而亲自编写的经学系列教材,也是先生治经学义理与训诂并重的代表成果之一。先生在阐发义理之时结合时事,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论语》从“学”开始,展示天德、王道、圣功,并把《尚书》以至《大学》的修、齐、治、平的经世思想全然收纳。因“学”而“知”自觉发扬经学的体统,重建经学学术的殿堂。例如在《为学》篇大义中先生认为从自知到知人都是“为学”的具体内容;在《为政》篇大义中,先生提出“为政”须以学问为本,这是对20世纪上半叶军阀割据的担忧,并进一步指出了“德政”的重要意义,推行教化,培养人的善良本性,而不是利用苛刻的“法”来束缚百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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