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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幅珍贵照片 刚刚启封的绝密档案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抗战


书名:《我看见——中国抗战的真正希望》
著者: 叶孝慎
定价: ¥38.00 元
折扣价:¥29.64 元
内容简介:《我看见:中国抗战的真正希望》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关于中国抗战史的长篇报告文学。作者叶孝慎通过梳理中国抗战时期的外国记者、黄埔军校早期的国民党党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爱国军官、徐名鸿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何思敬等爱国的知识分子的抗战经历以及著作、信函、回忆录等,再现了这些人眼中的抗日战争,使读者“看见”了一部有血有肉的抗战史;同时作者也从王明的左倾路线、共产国际的过分干涉、《时代》周刊的舆论误导以及美国对华外交的功利性等方面,戳穿了“欧洲中心论者”、“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歪曲言论,证实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大胜利,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是中国抗战的唯一希望。


    叶孝慎,作家、评论家,曾获第七、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系上海“十佳”电视艺术工作者。
    代表作品有政论专著:《大国旋律》、《世纪末登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等;电视文献纪录片:《人间正道——“发展才是硬道理”纵横谈》、《浦东十年》、《邓小平与上海》、《风雨历程——中共中央早期在上海》、《上海:1921点亮中国》等。



=======精彩评论=================

勇敢的男女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将是几千年后野史和传奇的资料,但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了解和记得他们的英雄和勇士,才能珍贵他们的主张和真理……
                                                                     ——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

这是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旦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组织起来,赶走侵略者,赢得国家独立和解放,他们的胜利所产生的回响将在亚洲砸碎更多的锁链。世界上的民主将得到稳定的发展。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人类的五分之一》

我从来也不曾想要卷入任何共产党或他们的事务中去,我不坚强,也不想变得那么坚强。这并不意味着我看不到共产党人创建的不朽的业绩,看不到他们不同凡响的品质。我一直相信真理总是在正义一边。谎言只会对罪恶有用。人们应该能信任别人说的话,能信任人。
                                                                ——海伦·福斯特:《一个女记者的传奇》



代序一 我们是中国战场的胜利者(于洪君)

    叶孝慎(以下简称“叶”):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的存在,一直影响着某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抗战的客观评价,不知您对此有何见解?
    于洪君(以下简称“于”):毋须讳言,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贡献,在西方学界,确实尚缺充分的尊重和认同,但历史决不会因此而改变。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不能割裂,更不能偏废。有些西方学者把中国抗战放在欧战的背景下来研究,比较关注1941 年以后的事件,对于之前的研究比较少,不太关注中国的“九·一八”,这不对。据我所知,国内学界对“九·一八”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但“九·一八”确实是一个开端,是日本在上一世纪侵略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抗战的开始,这一点需要中外学人认真研究,形成共识。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宣传我们的抗战观。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告诉世界,告诉继往开来的年轻一代,中国抗战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这一场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被“欧洲中心论”忽悠了,不能被历史虚无主义忽悠了。西方学界,有人有偏见,他们越是不正视、不重视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不客观评价我们,我们就越是要增强这一方面研究的主动性和紧迫性,不留空白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抗日战争中有很大提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大基点、关键枢纽。我们不能放任历史虚无主义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以各种方式歪曲中国抗战史,诋毁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全部归结为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显然似是而非,别有用心。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和尊重。我们要有自信心。要有民族自豪感。我们是中国战场的胜利者。正是我们的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最终在世界的东方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我们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大主力。
    叶:习总书记在抗战胜利69 周年的座谈会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历史虚无主义者却说:“国民党也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因为它在抗日战争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会垮掉,抗战就不会胜利,那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即使没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也会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后也会取得胜利的。”习总书记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说:“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引领下,在全民族各种积极力量共同行动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共御外敌。”历史虚无主义者却说:“国民政府是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直接领导和组织了全国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经过国民政府批准建立的,是国民政府行政区划中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是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请问这是为什么?您又如何看?
    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两个战场,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两个战场相辅相成,同等重要。没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没有法西斯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彻底失败。同样,在中国,抗日战争也有两个战场,既有正面战场,也有敌后战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引领,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中流砥柱,也就没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关于这一点,我建议大家花点时间,重温毛泽东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中流砥柱”是从哪里来的?“中流砥柱”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样,“两个战场”的提法也是从《论联合政府》里来的,毛泽东报告的第三部分第四小节就用“两个战场”作标题。我们从不否认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同时,人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机动灵活,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在日本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不断进行反抗,共有65 万人壮烈牺牲。所以,习总书记在抗战胜利69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说我好几年前在国外看到过的一部长篇电视纪录片,台湾方面拍的,蒋纬国等人监制,采访了八百多人,主要是国民党方面的抗战老兵,也有美国的老华侨,名叫《一寸山河一寸血》。实话实说,看了这部片子,我对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我被我们民族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大义凛然深深震撼了。我由衷钦佩所有那些壮烈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前辈。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无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应当永远缅怀他们,弘扬他们的精神。但是,我们也必须严肃指出这部片子的缺陷与不足。它的制作有意无意地忽略乃至贬低了我们的敌后根据地,贬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听说大陆版权已经引进,两岸要合作搞第六版《民族抗战》,计划抗战胜利70 周年时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希望这个问题不再存在。其实,宣传抗战,台湾方面远不如我们。当然,海峡两岸高度敌对时,两边对于对方抗战贡献的描述都难正常。但是,随着两岸关系的破冰和趋和,我们对于两个战场的评价,显然远比台湾方面更客观、更充分、更全面、更到位,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台湾方面说“八年对日抗战,都是国军在打”,这话什么意思?无非是不承认、不肯定中共的抗战功绩。然而,今日台湾,何止是共产党的抗战功绩得不到承认和肯定,就是国民党自己的抗日宣传也越来越少,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英烈也越来越被遗忘。今天的台湾社会媚日情绪严重,纪念日本殖民统治的各种活动明显要比纪念抗日战争的活动要多。甚至亲日政客还公开发声,百般美化殖民统治,尽显皇民汉奸心态,这不能不叫人深思、警醒。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习总书记在抗战胜利69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时刻铭记:“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代序二 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吕彤邻)

房东大娘宁死不说地道里藏着美国人,鬼子竟挥刀砍她
    叶孝慎(以下简称“叶”):您父亲是抗日名将。您的中共抗战史研究是否很大程度上受到他老人家的影响?
    吕彤邻(以下简称“吕”):我很早就有过给我父亲写回忆录的想法,但是老忙,忙这忙那,没能坐定下来。我妈妈就在《冀中回忆录》的基础上扩展成了《吕正操回忆录》。2004 年再版,又增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容。
    叶:那书里面,有一段写到了美军观察组,还写到了斯诺、卡尔逊和林迈可夫妇,说他们的对外传播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吕:美军观察组里有个雷蒙德·卢登,你知道吗?
    叶:我知道他当年是美驻华使馆二秘,中缅印战区顾问,跟谢伟思一样。
    吕:我在哈佛做研究时,卢登的儿子找上门来,说他父亲曾跟他说了一些观察组的事,特别提到我父亲。
    叶:《黄华回忆录》里写到美军观察组向各抗日根据地派出三个小组,其中两个组都跟您父亲有互动。一个组看到您父亲指挥八路军和民兵,用缴获的爆破器材炸了一个日军碉堡。另一个组正赶上您父亲的部队攻打协和堡。他们登上汾阳城外的高坡,俯瞰两军激战,亲眼目睹一个个敌占据点被袭、被烧、被毁。
    吕:那三个组派出去,都是因为史迪威听多了两个声音,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个说共产党、八路军如何如何好,如何抗日坚决、功不可没。另一个说延安在演戏,都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说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是国民党。蒋介石说中共破坏抗战以加强他们自己的地位。但我们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查资料,看到很多日本人的电报,美军截获后破译的,都说日军大量集结,增兵华北。另外一些战报,又是来自中共方面,也说他们在华北战场上打得很苦,鬼子大肆扫荡。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谁也说不清。所以,史迪威一定要观察组走出延安,多去几个敌后战场看看,实地考察,探个究竟。这事在卢登的报告里有,主要因为当时美军和日本在太平洋打得非常艰苦。作为中缅印的统帅,史迪威意识到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听说八路军、新四军战斗力很强,只是武器装备极差。当时美苏两国都为自身利益考虑,只给国民党军事援助。为了使中共充分发挥其军事潜力,史迪威想武装中共。对于一个右翼的共和党军人来说,他明白这个决定会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他需要观察组的人充分证实中共的抗日决心与实力。而这又是多诺万求之不得,最感兴趣的。多诺万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早就想从中国搞情报,用他的间谍来中国搞日本人的情报。他要戴笠帮忙,成全他,戴笠则心怀鬼胎,生怕他的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乘机盗窃国民党的核心机密,所以从中作梗,百般阻挠。多诺万急了,亲临重庆,教训戴笠,闹得很僵。多诺万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都会派自己的人进入中国。”戴笠说:“如果你派自己的人来,不听招呼,背着我搞小动作,我就杀掉你的间谍。”多诺万火了,重重一掌拍在桌上,大声咆哮:“你每杀一个我们的间谍,我们就杀一个你们的将军!”再加上1942 年中途岛战役之后,美军破获了日本的密码。从日本人的电报往来中,了解到他们的军事力量在华分布情况。这事我在上面已有说到。美军事情报处(G—2)的1942 年后每月战报中都有提到日军的大量部队在华北八路军活动的地带集中,而这些战报又是我们从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搜集到的。
    叶:多诺万的手最终还是伸进了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里面既有战略情报局(OSS)的人,又有作战情报处(OWI)的人,还有军事情报处(G—2)的人。他们相互竞争,各显神通。
    吕:还有美国海陆空三军的专业情报人员。实际上美国不少军事情报机构都对与中共接触感兴趣。所以说他们都是很右的人,最保守的人。他们跟中共交好,给中共武器,无非是要减轻美军在太平洋上的人力物力损失。史迪威不是慈善家,他是美国的四星上将,他有明确的军事目的。他只考虑如何用好一切有军事实力的抗日力量,他只想知道这个赌注值不值得下。
    叶:您说得对,他们都是无利不起早。譬如包瑞德,极端反共,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作为政治学说”对于他“完全是十分讨厌的东西”,认为“共产党人就是共产党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能轻易和平共处”。但是谢伟思的报告,所有那些“高度赞扬共产党,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进行不利的批评”,他还是全都“同意转送”国内,上报国务院。那些报告并不“适合”他的“口味”,但他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是“完全站在”他们“一边”的,“共产党军队”是“优秀的游击战士”,他们只要“有更好的装备和供应并接受美国军事顾问的帮助,那么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就一定能取胜”。
    吕:他们的援华,跟中共的交往,都是为了美国利益。他们的心服口服,也就是因为中共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史迪威要观察组查清楚八路军到底有多少武器,那些武器都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派人下去查。卢登的一个报告就说八路军的武器有三个来源,三分之一是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三分之一是从国民党那儿买的,三分之一是土法上马,自己造的。所谓国民党那儿买的,是说那些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望风而逃,武器也不要了,有的转卖给共产党,有的干脆扔了,让八路军捡了。
    叶:卢登的报告是从阜平回来后写的吧?
    吕:是的,阜平回来后写的。他和彼得金带队,包括多姆克、惠特塞、格雷斯、多兰等一行7 人,骑着骡子,经绥德去晋察冀,最后到了河北的阜平。他们在阜平过了圣诞节,直到1945 年1 月23 日才回到延安。后来,惠特塞又去太行山,半途中埋伏,跟翻译李建华一起,被日军残忍杀害。
    叶:除了李建华,还死不少人。2014 年10 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李琪教授一行赴延安学习考察,当地纪念馆的同志专门谈到这件事。包瑞德的回忆录里也说:“共产党为了夺回他们两人的遗体,几乎牺牲了整整一营兵力。”而这些战士,年轻的八路军战士,大多没有留下姓名来。
    吕:去冀中根据地的多兰上尉也有相似经历。1945 年1 月21 日,多兰到了河北任丘边关皮里村,住在一位大娘家里,准备第二天去白洋淀考察。孰料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天还黑着,村外响起乱枪,出现大队鬼子骑兵,情况危急万分,我军官兵连忙护着多兰进地道。多兰人高马大,进洞有困难,费了好大劲。更糟的是,他人进了地道,随身所带的照相机、笔记本和地图册还落在炕上,被敌人发现,就威逼落在最后、没能来得及下地道的房东大娘指出地道口,说出里面藏着什么人。房东大娘宁死不说,鬼子就挥刀砍她,砍断了她的手指。险情过后,多兰见房东大娘躺在炕上,整个手血肉模糊,用毛巾裹着,激动得连声说道:“伟大!伟大!”回到军区驻地,司令员杨成武问了多兰钻地道的感受,多兰更是百感交集,赞不绝口:“地道了不起!日军必败!中国必胜!八路必胜!”

卡尔逊的预言是中国必胜,中共必胜
    叶:您这么一说,我就又想起了卡尔逊。卡尔逊的孙女也说:“我祖父在中国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到了华北敌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吕:卡尔逊的孙女也找过我,说她祖父写日记一再提到我父亲,说他当时到了冀中军区,跟我父亲学打游击,我父亲娓娓道来,耐心教他。我就问我父亲,人家都说卡尔逊是美国的“游击之父”,当英雄崇拜,他自己却说他打游击是跟你学的,有这回事吗?我父亲说,当时他来冀中找我,一谈几个小时,先后谈了五六次,就是想学平原游击怎么打。
    叶:真有意思,难怪后来搞“袭击者”,突击营,用的都是他所理解的“工合”精神。他的一招一式,都向共产党看齐。凡是从延安、冀中看到的,学来的,他全用上,以身作则,说到做到,在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中,努力运用官兵同甘共苦的管理模式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
    吕:其实以前卡尔逊是极右的。他孙女告诉我说,中日战争之前,他专门在上海找中共地下党员,一旦找到就通过英方情报机构交给国民党。但中日战争之后,他又打心眼里佩服共产党。他被八路军、游击战的抗日业绩感动了。哪怕生搬硬套,也要学。我父亲说,我们打游击,靠的是人民群众。我们是鱼,老百姓是水,军民一家,如鱼得水。他带的部队是外国人,去马来西亚打游击,连语言都不通,怎么打?不过,他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1938 年底回国,回国就跟疯了似的,什么也不要了,闹着辞职,不当兵了,不要晋升了,只要写书,写书宣传中共,宣传抗战,宣传“日本佬在中国不会得手,要是我们不再给它枪炮”。他夫人劝他不要脱离军队,说:“你热爱军队生活。你现在这样做会失去你所有的朋友。他们不会理解你的行动。他们会越来越看不起你的。”他怒发冲冠,反驳道:“让他们去!要是失去这种朋友,我还不想要他们呢。”当时连史沫特莱都劝他不要冲动,现实一点,他也充耳不闻。他最后写成了他要写的那本书,书名叫《中国的双星》,1940 年在美国出版。他在书中着重说明了解放区斗争的成效和中国普通士兵在正确领导下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对胜利蕴藏着的潜力。他公开宣讲他坚信的事实。这事实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抵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已经在卓有成效地进行抵抗,美国最后不得不向日本摊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军队将是美国最可靠的同盟军。他还把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同八路军作了对比,他的传记作家说他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一方的士兵主要是训练他们服从;另一方则用“讲道理”培养战士,把战士对事业的理解和意志力当作是首要因素。他说,一方军队的士兵成了“没有精神力量的机械般的人。当这种军队在一场持久而艰苦的战争中同一支为理想而战斗的军队相对抗,后一种军队能更好地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叶:相似的话,他在训练美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大队时也说了。他在第二突击大队的首次训话中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他曾在中国山西,背着沉重的背囊,跟随600 名八路军指战员,在32 小时内无间歇地走了90 多公里。他随机提问,问了他们中的一个:“你是如何做到不掉队的?”那战士把胸一挺,认真答道:“如果一个人只有两条腿,他会掉队。但我除了有两条腿,还有头脑。我理解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我知道这次行动对整个战斗意味着什么。”他以这个故事为例,要求第二突击大队的每一成员“必须像那些中国人一样,学会不吃饭、不睡觉,一天行军50 英里以上;还必须学会在丛林中作战,用各种武器,在各种可以想象到的位置上不断射击”。他还说:“我是你们的长官,但我将放弃一切特权,跟你们同吃,同住,同演习,同战斗。”
    吕:战时卡尔逊还有两大预言。一是日本侵略远东之后,必将在海上跟美国对决。他话音甫落,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便偷袭珍珠港,予美国太平洋舰队以重创。二是中共终将在中国内战中胜出。1946 年11 月,他曾公开宣称:“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视为美国外交上从未有过的一大错误。”所谓“错误”,他是指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卡尔逊确信,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严重损害了美中两国长远关系。他的远见卓识,实在令人钦佩。他孙女说:“我祖父16 岁参军,每周都给我曾祖父写信直到去世,总共有几百封。我从头到尾读完了,才真正理解他。”让孙女“真正理解”她祖父的“几百封”信中的一封写于1938 年8 月27 日,即卡尔逊结束他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第二次考察20 天后。卡尔逊在那封信中动情写道:“我有机会观察到一群中国人,他们和我们传统上对中国人的认识完全不同。无私、真诚、诚实、谦虚,富有奉献精神。毫无疑问,我对这群人寄予深切同情。他们的事业如此崇高,我要与我以往的生活方式决裂,投身到他们的事业中去。”他还说:“我看到一个新中国正在创立。北方地区,日军在渗透,国民党在撤退,共产党在这一地区进行全新的民主实验。回想我在山西、河北、山东旅行的经历,两件事留下了很深印象,一是,人们白天黑夜不断前进的步伐;二是,男人、女人和孩子高唱着鼓舞人们牺牲奉献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今天,卡尔逊所说的那个新中国,已经崛起了,发展了,强大了,岿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也正因为中国崛起了,发展了,强大了,我们的研究也就显得更有意义。

绝不允许历史虚无主义的歪曲和篡改
    叶:现在有一种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打着“解放思想”、“重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利用碎片化、情绪化、形象化,通过出专著、发文章、开讲座、做报告、写回忆录、拍摄影视剧、杜撰纪实作品,乃至上网发帖、刷微信朋友圈、蹭玩手机综合论坛等,全盘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的功绩,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运动、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具体到抗日战争,那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一说正面战场就说国民党“领导”抗战“劳苦功高”、“功勋卓著”,蒋介石是“千古一人”的“民族英雄”。
    吕:我在国外多年,并未听到此等奇谈怪论,没想到国内反有市场,闹得沸沸扬扬,我们务必深思。2014 年是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70 周年。我牵头主办《林迈可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图片展,就是为了纪念这个事。纪念这个事有没有意义?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叶:胡乔木曾有一个说法,一共归纳了四点:“第一,对美国政策摸底有一个过程,可能性能否成为现实,必须要摸才能知道。第二,我们对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很突出,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谢伟思、包瑞德都如此。可以说,我们党使普通美军人员受到很大的感化。他们是完全自愿的,不是洗脑筋,而是开眼界。第三,与赫尔利的谈判也是成功的。在谈判过程中,我们没有损失任何东西,我们得到中美两国舆论的支持。我们得到了与美国谈判的重要经验,为我们后来的外交工作打下基础。最后,毛主席对美国人表现出很大的吸引力,他遇到有威胁性的话回答是很严肃的。例如,在赫尔利背弃‘五条协议’后,包瑞德劝我们不要顶撞赫尔利。毛主席很气愤,说: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饭愿意干什么是你们的事。意思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自己的路线,是不会畏惧的。”
    吕: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已经筹建了一个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又有国家社科重大委托项目《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还编了《海外馆藏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档案汇编》(10 卷本)、《日本外务省涉华档案(1927—1940)》(3 卷本)及《中美抗日将领后代对话录》等,举办了《林迈可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图片展及《合作与分歧:抗战时期的同盟者》学术研讨会,还拍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砥柱中流》。总之,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里既有资深专家,又有思想敏锐、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我们要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对历史负责。
    叶:您是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您的学术素养,您的刻苦精神,大家都很感佩。愿您及您团队的中共抗战研究为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贡献更多成果。
    吕:我们的前辈赴汤蹈火、浴血奋战,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我们决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决不允许历史虚无主义的歪曲和篡改。总之,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这是习总书记说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 周年的座谈会上说的。习总书记说:“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软弱涣散。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这话是魂,大量史料足以作证。我们就是要以这些史料说话,以这些史料来搞研究。笔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史实。
    吕彤邻:开国上将吕正操之女,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代序三 海伦在延安看到了新中国的愿景(谢莉尔·福斯特·毕绍福)

中美两国的友谊在一二·九运动中诞生
    叶孝慎(以下简称“叶”):今天——2014 年12 月9 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79 年前的今天——1935 年12 月9 日,清华、燕大、北师大等校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侵略,呼吁保全国土完整,北京上空响彻了《毕业歌》声。
    谢莉尔(以下简称“谢”):当时海伦住在北京东城盔甲厂胡同13 号,一处属于教会的四合院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正是在那儿筹划了他们要求抗日的游行示威活动。黄华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北平市学联成立后不久,我们考虑应迅速采取行动,表示我们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态度。一天,我们在盔甲厂13 号斯诺先生的客厅里写信给当时民众十分尊敬的革命者宋庆龄,请她指点我们应该怎么办。12 月初,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转来宋庆龄的答复,明确建议我们采取行动,说最重要的是行动起来!这对平、津学生于12 月9 日开始发起的一系列行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叶:黄华那时是燕京大学学生会执委会主席,和清华大学的蒋南翔、姚依林和北大的黄敬、韩天石等人来往频繁。
    谢:海伦说“1935 年年底是中国绝对的最低点,是生犹如死的时候”。她“感到窒息,似乎空气本身也是死的,充满了一氧化碳和腐烂的蔬菜散发出的沼气”。她“不希望为争夺北京发生战争,把北京打烂,却也不愿意日本人占领北京”,以“难以置信的暴行”残害中国百姓。所以,她与中国学生紧密团结,抵抗日本侵略,在历史转折关头发挥了积极作用。
    叶:在历史转折关头,海伦站在了中国一边,站在了中国学生一边。她说“那时候中国的学生比任何别的地方的学生都重要——他们代表着国家的精华”。
    谢: 这次学生运动,在后来的年月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正如海伦在她的回忆录里描述的那样:“从1935 年起,正是这些燕京、清华的学生,成了中国左派和共产党人同西方联系的桥梁,他们是1972 年和解的工程师,那时是埃德加·斯诺得到了毛泽东允许尼克松总统来北京的承诺。因此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是在北京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诞生的。”
    叶:这句话很有意思。为什么说“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是在北京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诞生的”?您能对此作更深入的解读吗?
    谢:首先,我要说,1996 年6 月6 日,我和我丈夫拜访黄华、何理良夫妇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当时,海伦已近她人生的尽头,黄华让我带一张明信片给她,愿她“永葆精神、爱心永恒”。
    叶:黄华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了您,说您和您丈夫把他和何理良女士当做亲人,每次到中国都要看望他们,哪怕他们远在外地。您还特意安排一个孙子到中国学习语文和历史,真不愧是海伦家的好后代,美中友谊的接班人。
    谢:黄华是我可敬的前辈。那天,他写好明信片,交给我之前,先大声朗读起来,用他那低沉、缓慢的嗓音,一如海伦最熟悉不过的。“亲爱的佩格:今天让我记忆起1935 至1936 年在北京盔甲厂13 号的岁月。我们那时青春焕发,敢想敢为,无比英勇。60 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危险而富于挑战的历史时刻,我感到我们没有辜负两国人民的期望。我们没有遗憾,没有懊悔。您的中国岁月,您为当时、现在和子孙后代所写的那些精彩的著作,足以让您感到自豪。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逆转我们两个伟大民族之间深厚的、日益增长的理解和友谊。”我以为,黄华的这一段话大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是在北京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诞生的”。海伦现已离去,但她所架设的友好桥梁,却把美国人民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她的一生之于我们的提醒是:在世界上各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后,有着真正的人民,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相距并不遥远。

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叶:我最早读到的《西行漫记》,是手抄本,并不完整。只是一个在钢厂里工作的青年女工,在一厚叠报告纸上抄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朋友间私下传阅,无不争先恐后、如饥似渴。后来,恢复高考,我第一批考入大学,自发研究丁玲,就凭两本书,一本是1951 年8 月开明版的《丁玲选集》,一本是1939 年4 月复社版的《续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里有整整一节写丁玲,说她“以现代妇女的化身出名”,既是“1917 年开始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中最优秀的女作家”,又是“一个富有行动经验的革命者”。再后来,《丁玲全集》出版,丁玲给我的信和给海伦的信收在了同一本第十二卷里。丁玲在给海伦的信中由衷写道:“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活得愉快、健康,为了我和你、和斯诺先生、和许多美国朋友们的共同事业——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而不疲倦地工作。”
    谢:海伦不是共产党人,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却是她的朋友。黄敬是她的朋友,黄华是她的朋友,丁玲是她的朋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都是她的朋友。众所周知,斯诺的《西行漫记》是在海伦的协助下完成的。斯诺从未到过延安,他到的是保安(今志丹县),距延安尚有几小时车程。是海伦真正到了延安,并用她心爱的沃特曼牌钢笔记下延安,记下窑洞内外的人和事,记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所以,斯诺眼中的海伦“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是个“极不寻常的女人”,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他要海伦作他的“共同作者”,把“两人的名字”一并“放在所有的书上”。他对海伦恳切地说道:“从一开始我就应该这样做的。我只是写下而已,内容都是你贡献的,你历来就是这样。”冰心也说:“埃德加·斯诺的事业,也可说是海伦·福斯特·斯诺的事业,两个斯诺,在事业上是不可分的。”
    叶:1933 年,斯诺在燕大新闻系任教,海伦在同一个学校里选修“几乎所有用英语上的课”和张东荪用中文讲授的“黑格尔逻辑学”。两人“住在海淀的一个村子里”,一所“仿佛是山坡上的宝石那样的平房”。那平房紧挨着燕南园。燕南园60 号(后门牌调整为66 号)是吴文藻和谢冰心的新婚寓所。吴文藻时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燕大女校毕业的谢冰心则被母校聘为国文系助教。谢冰心这就亲眼看到“斯诺婚姻,在其存在的日子里,是‘工合’式的成就,而且成了不少人和历史事件的原动力”。
    谢:海伦信奉“伟人的背后必有无名的伟大的女性”。她的理论是“妻子往往是产生物质与精神力量的发电厂,只有她以她的能量支持她丈夫,她丈夫才能有更高成就”。她的想法受到她母亲的很大影响。海伦的父亲是位律师,早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生性好静,善于思索,热心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务。海伦在其作品中,不止一次写到她父亲是她智力的源泉。在心理上,海伦很像她那超脱、潇洒、有时有点散漫的父亲。但更多时候,她还是像她母亲,以女性的力量作为秘密的法术,来培植男性的自我意识。海伦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是拓荒者的女儿,智慧、美丽,又有活力,有才华。但为了丈夫,为了家庭,她心甘情愿,舍弃自己,至少在择业上做出三次重大改变。她不断屈从于她丈夫,甚至导致家境困顿并失去孩子。海伦也一样。婚后海伦,努力“保证”她丈夫“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写作”,让他“在中午以前完全不受任何干扰”,而她“总是在早晨处理杂务,以留出以后的时间干自己的工作,可是这段时间永远等不到”。她“不吝惜花费精力,总以为还有未来,但事实并不这样”。她长期生活在她丈夫的影子下,直至她丈夫从陕北归来,送她一顶带红星的灰色军帽,她第一次说不,说:“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叶:您说得对。海伦回忆录里正是这样说的:“我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就在两个世界之间、两个世纪之间、新与旧之间的变化交叉点上。这个战略位置比大多数的位置更敏感,更困难。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害怕改变世界,但,是通过影响别人来实现,而不是参与毁灭灵魂和毒害人性的公开对抗。我丈夫和我扮演同样的角色,不同的是他达到广泛公开的地步,而我则是通过别人静静地工作,自己处于幕后。”
    谢:幕后的海伦终于走到了前台,那是1937 年的春末夏初。
    叶:1937 年4 月30 日,海伦孤身西行,到了“红星之国”。毛泽东三次见她,不仅“同意”跟她“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而且还在“7 月4 日美国国庆日”与她就“中国革命的实质”作了“第一次采访”。
    谢:不过,这本“小册子”终究没能写成。因为“日本在7 月7 日进攻了中国”。海伦亲眼目睹“红军枕戈待旦,求战心切”。只要“一声令下,5 分钟就可以开赴任何前线”。8 月13 日,她如约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拿给她看“共产党‘拯救中国’的十点主张”,同时,强调指出,这十点“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承认,我们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这时,毛泽东“站了起来,重重地敲击着桌子”,很“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海伦也激动起来,说“中国必须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动员起来,否则中国就将灭亡。任何种类的组织都比没有组织好”。很快,海伦就“看到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在平型关赢得了抗日战争的第一个大胜利” 。于是,她的《续西行漫记》,结尾有了那样一段格外动情的话:“不论是谁,要是看过了中国的红军,看到在日军后方的游击队,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作战的中国士兵,也可证实中国的潜力是如何大了。只要有一次机会,给了他们目的、方向、英勇的行动及士气,他们就有绝对的能力去创造血肉筑成的长城!”

红军是我所曾见过的最特别的军队、最卓越美丽的人
    叶:海伦不仅是进入延安的“第八个外国人(非东方人)、第五个新闻记者和第二个女人”,勇敢“冲破了对不可进入的中国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封锁”,而且还是“工合”运动的倡导者和发起人。她至死不曾遗忘“一套公寓”,“一套”坐落在上海“静安寺路、麦特赫司脱路”上的“公寓”。因为她的“工业合作社”计划就是在这“一套公寓”里萌发的。静安寺路现名南京西路。麦特赫司脱路现名泰兴路。那里住过斯诺夫妇,也是我的出生地。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一直住在那附近。
    谢:其实,海伦发起“工合”运动,跟她母亲曾经组织和振兴社区合作企业也有关联。海伦从小就见过她母亲成功召集大家投身各种项目,其中包括饲养商品鸡和开设有人管理的儿童游乐场。在那个年代,大多女性忙于家务,很少抛头露面,在社区政策制定方面发声。她母亲却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带头集资经商,眼光敏锐、独到。海伦这就跟路易·艾黎很具体地谈到“工业合作社”,又通过龚普生“找到在上海的唯一合作社专家卢广绵”。海伦认为中国的沿海工业已经沦陷,战争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卢广绵很以为然,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一致推举路易·艾黎为召集人,由卢广绵帮助他起草计划书。
    叶:我这里有两封信请您过目。一封是阿瑟·克莱格写给路易·艾黎的信。一封是迪恩写给卢广绵的信。阿瑟·克莱格的信写于1987 年11 月9 日。迪恩的信写于1988 年1 月26 日。阿瑟·克莱格是英国学者。迪恩是美中友协纽约分会主席、著名记者。迪恩的中国名叫丁恩。迪恩听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已于1987 年恢复活动、并推举他出任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时高兴非常,马上寄了600 美元给卢广绵,另附三张空白支票,还说他将于1988 年5 月30 日率团来华,参加《西行漫记》出版50 周年纪念活动。
    谢:我很希望能得到这两封信的复印件。我为今日中国仍有“工合”的存在而高兴。“工合”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也有“努力干,一起干”的意思。海伦用“工合”这个词来概括一种“人民的生产运动”,号召“全中国未被日军侵占的地区”的经济组织联合起来、生产自救,真的是再确切也没有了。海伦在《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中力荐“工合”,说“工合”就是要促进工业合作——形成一支劳动大军,提高商品生产,保护开发自然资源,激发战后重建的热情。在克劳特夫妇的帮助下,海伦还在菲律宾筹集到25 万美金,给共产党管辖下的“工合”组织以财政上的支援。
    叶:对此,毛泽东亲自写信致谢,感谢“在菲律宾的我国侨胞和在那里的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为“支持我们的祖国和工合运动尽了很大的力量”。他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
    谢:更有意思的是,斯诺夫妇的朋友、美国海军陆战队校官埃文斯·卡尔逊,在太平洋上对日作战时,也用到了“工合”这个词。他用“工合”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大队的口号,在所罗门群岛西北部的马金环礁上突袭成功,全歼守敌,一战成名,“工合”也就成了美式英语里的一句俚语。
    叶:海伦在她的晚年回忆录里写到了这件事,她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埃文斯要把这个深奥的哲学理念灌输给海军陆战队突击队的士兵,将‘工合’这个词引进了英文语言。埃文斯是《红星照耀中国》的信徒,罗斯福总统的特殊朋友,对许多人来说,他成了美国文明最优秀部分的象征。他是个领先者,有一批追随者。”
    谢:他的追随者中有谢伟思。斯诺夫妇住海淀时,卡尔逊、谢伟思,乃至史迪威,都是常客。
    叶:1996 年2 月,北京举办卡尔逊诞辰百周年纪念会,美国“卡尔逊之友社”组团来华,迪恩也一起来了。
    谢:“工合”这个词,在当今美国人的演说和思想中,仍被各个年龄段的人经常用到。然而,只有少数学者才知道这个常用词的源头在中国,在于海伦那样的美国人在与中国人共同抗战中所形成的合作精神。因为这样一种精神“由为了一个目的面对自我牺牲的纯洁心灵所组成”,所以海伦分外珍重,生死相随。就她个人而言,对中美之间的友谊始终抱有特殊的情感。我不是一个做学术的人。中国抗战时我才5 岁。很多年里,我甚至都不清楚知道中日之间曾经有过长时期的交战。我们这代人对那一段历史都是不熟悉的。其实欧战之前就有中日战争了,就有日本侵华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就发生在1932 年1 月。当时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蒋介石不想抗日。中国军队奋起反抗,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愿。海伦把这一点说出来了。她到上海不久,给家人写信,就明白说道:“蒋介石非常了解这种形势,他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日本统治下保持他的中国元首的名义。”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近两年,读了海伦的书,逐步了解到她在中国很受尊敬,方才如梦初醒,开始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海伦到底做了些什么?二是她到底为了什么要这样做?
    叶:海伦之所以在中国很受尊敬,那是因为她和她丈夫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当年支援了中国抗战,而且让全世界知道,蒋介石是一个长着“花岗岩脑袋的反共狂”。他疯狂反共是因为“共产党唤醒了中国人民”,号召人民“为他们的土地与自由而战斗,要抗日战斗到一兵一卒”,而他“与法西斯主义眉来眼去”,只想“镇压本国人民迫在眉睫的革命”。
    谢: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总有一些美国人,误读中国抗战,误以为国民党领导了中国人在抗日,这是非常普遍又很错误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跟海伦书中所说的一切不符,有矛盾。海伦在《续西行漫记》里写到了“英美对于狂妄的日本如不采取积极的行动,那么,新的恐怖的帝国主义将要盘踞广大的大陆以及它本国的小岛,要统治东亚,造成种族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的新时期,这战争不但包括东亚及欧洲的国家,而且也不免把美国包括在内”。同时也写到了“十年以来,当局已用尽了力量,一方面要使国内的军队与人民相信外来的侵略既不紧迫,也不重要;一方面要使他们相信除非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候,镇压群众还是必要的。公开的反日运动是不允许的。当局对人民用独裁的手段,一味希望着模仿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同时还写到了“在日本占领地的后方,内地的人民已在八路军的领导下,自发地开始战斗了。共产党已在华北几次建立了根据地。自从抗日战争开始后,新编的红军约十万人,有以前的三倍多,活动的范围几乎偏于被敌占据的山西、河北、察哈尔与山东各省”。他们“以沉着的手段,慢慢地赶走侵略者,经常地攻击交通线,使敌人渐渐疲困,并且用神速的夜袭,沮丧敌军的士兵。共产党们把进入各地的军队,分成许多小的流动单位,散布在各处,组织农民游击队,并尽他们的需要去武装民众”。他们的“壮烈的行动,激起了人们对共产党的同情。这同情是弥漫全中国的”。海伦不亲共产党,但她是抗日的。抗日不等于亲共产党。她只是说真话。想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完成”她的“第一本书”。
    叶:相信您在《续西行漫记》里一定读到并且注意到了海伦如此评价红军:“这确然是我在中国所曾见的最特别的军队。他们具有这样甜蜜、天真、美丽、稚气的面容,使我觉得这些战斗着的人们正是中国最卓越最美丽的人。”相信您在海伦的晚年回忆录里一定读到并且注意到了这样一段足可玩味的话:“我从来也不曾想要卷入任何共产党或它们的事务中去。我不坚强,也不想变得那么坚强。这并不意味着我看不到共产党人创建的不朽的业绩,看不到它们不同凡响的品质。”
    谢:是的。促使海伦与中共关系亲密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人具有“不同凡响的品质”,就是因为她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愿景。她从延安精神中发现了理想主义的态度——勤奋工作、团结友爱、合作共事、自我牺牲。所有这些优秀品德,加上明确的革命目标和纯洁的灵魂,使得海伦发自内心地赞叹道:“谁若结识他们,就不得不敬佩他们。”
    谢莉尔·福斯特·毕绍福:海伦·斯诺侄女,海伦·斯诺文学托管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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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八国联军


太平天国


义和团


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宋美龄在开罗会议上的合影


谢伟思在延安


蒋介石、宋美龄和史迪威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放飞探测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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