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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次终极追问——科学与宗教的纠葛》
定价:98.00元
折扣价:76.44元
内容简介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为什么日月星辰如此运行?

为什么花鸟虫鱼如此生活?

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

从鸿蒙初开,猿类首次进化成人时的认知革命,

到一万年前,祖先们在洞窟中描画出眼前的世界和心中的神明,

人类对于世界的求知欲是如何萌发?

从古典时代的爱琴海东岸,第一次试图用理性追问世界的本源,

到200年后柏拉图学园的回廊下,对自然现象提出的诸多解释,

理性是如何踏出诠释世界的第一步?

从欧洲的修道院里,关于上帝造物的卷卷典籍,

到阿拉伯的大漠中,遥望星空的座座观测塔,

黑暗时代里科学的火种如何点燃?

从伽利略与教廷的恩恩怨怨,

到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纷纷扰扰,

宗教与科学是如何纠缠?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追寻世界本源这一终极答案的历史,而为了获得这一答案所必须研究的,关于这个世界方方面面的知识,便是次终极的追问。

《次终极追问:科学与宗教的纠葛》一书,考察了科学与宗教之间互相影响,互相纠葛的历史,早期人类试图通过宗教求解终极问题,而为了得到坚实的证据,采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的研究方法探寻自然现象,进而形塑了科学本身。

不同于传统上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视为剑拔弩张的观点,本书通过还原古典时代、中世纪和近现代上百位哲学家、科学家与宗教势力的互动真相,证明了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存在着宗教依靠科学提供解释,而科学依靠宗教提供问题和资源这样一种共存关系。而两者的冲突,也往往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

作者简介

罗杰·瓦格纳,牛津大学拉斯金艺术学院教授,被誉为当代英国最杰出的宗教画家,其作品热衷探讨真理与信仰、神话与现实等深刻主题,被全世界众多机构广为收藏,曾为伊夫雷的圣玛丽教堂绘制彩窗画,也曾为坎特伯雷主教绘制肖像画。他同时还是一位诗人,出版过多部原创诗集,并撰写了《圣经·诗篇》的三卷本译作。

安德鲁·布利格斯,英国著名微观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教授,英国量子技术跨学科研究协会指导师,2002年被选任为牛津大学第一位纳米材料讲席教授,发表学术论文、专著600余篇,获得24000余次引用,其研究领域涵盖量子技术、碳纳米管及石墨烯材料工程等。

二位作者分别在人类理性知识和感性体验的最前沿重新思考了这个伴随人类文明史发展整个历程的主题。


编辑推荐

★ 破除科学与宗教二者水火不容的现代迷信

通过对5000多年人类文明史的梳理,作者发现获得对世界本质的整体认识是人类探索欲的终极目的,宗教在追寻这一目的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把宗教和科学看作宿敌的说法,不过是一个现代迷信罢了。

★ 以最广博的知识和最生动的故事诠释最“烧脑”的问题

追问终极答案时,到底依靠信仰,还是依赖理性,不同时代的不同人都作出了各自的选择,本书作者运用哲学、神学、宗教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学科,乃至占卜学和星相学等有趣知识,借助大量书稿、文件甚至出土材料,剖析了各种思想流派的演变和原理,各位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的个人境遇和想法,展示了一幅科学与宗教“相爱相杀”的精彩历史画卷。

★ 探讨了聚讼多年的学术公案,揭示了长久被忽视的历史真相

关注西方思想史的读者,往往会受困于一些难解的矛盾,例如:

崇尚理性的希腊哲学如何与基督教合流,成为中世纪欧洲教会的基本意识形态?

热衷扩张的伊斯兰教王朝,为何保存着西方科学的火种,进而点燃了文艺复兴?

作为基督教徒的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如何诠释自己的发现和内心的信仰?

由教会兴办的牛津、剑桥等著名学府,何以成为科学研究的殿堂?

而本书会引导读者对这些问题逐渐形成自己的答案。

★ 内容精美,图文并茂,并有相应纪录片

本书包含近150幅精美插图及7页彩图,其中大部分来自大英博物馆等著名收藏机构的珍稀古籍、文物的影印或实拍。并且两位作者曾与英国RTF电影公司合作拍摄了一部以本书为基础的纪录片。


媒体评论

我们人类这一物种应该被称作“灵人”(Homo spiritualis)而不是“智人”(Homo sapiens)。向世界提出“为什么”的问题促成了宗教、哲学和科学的出现。本书对宗教、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纠葛进行了描述,其涵盖范围和旨趣之广,令人叹为观止。——让·克洛特(肖维洞窟研究团队负责人)


本书为人类长期以来在寻求认知和意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角。这两位背景迥异的优秀作者将他们的专业知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引人深思且具有原创性的综合体。——里斯勋爵(英国皇家天文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主席)


对于证据为基础的科学理性,其长处就在于能找到“事物是如何”问题的答案,诸如“宇宙是如何从大爆炸中演变而来的?”“物质是如何排列构成原子核、人类、行星和恒星的?”。但是对于“为什么”的问题,科学并不一定会给出答案。因此,我们不应将科学和宗教相互对立,而是要追问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对话,它们是否可以相互尊重并接受彼此的观点。在《次终极追问》一书中,安德鲁·布里格斯和罗杰·瓦格纳证明二者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可行的,而且遵循这样的路径还会使彼此更为丰富。——罗尔夫·豪尔(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干事)


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有时这些成就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它们使我们丧失了认识这一奇妙创造世界的视角,我们是这个世界中“好奇心”最强的那一部分动物。这本书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涵盖了从史前、古希腊一直到今天的历史,同时它借鉴了杰出艺术家和艺术史学家以及当代科学前沿的研究人员的独特智力资源。由此完成了一幅插图精美的画卷,呈上了一场跨学科思想融合的最佳盛宴。它提出了数千年来哲学家、宗教认识且有如今科学家所提出的“次终极追问”方面深奥的问题,并给出了建设性的答案。——马尔科姆·吉夫斯(爱丁堡皇家学会会长)


这本书是对思想发展史博学且引人入胜的一种解读。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通过文字和插图来解读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从最早的原始人类洞穴岩画和人工制品到塑造文明的伟大思想家,以及再到科学革命的巨人和当今的科学技术。——鲍勃·怀特,(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剑桥大学)


一本令人赞叹且精彩绝伦的原创著作,它揭示了人类身份和目的方面一些最深层次的问题。”——阿利斯特·麦格拉斯(牛津大学安德烈亚斯·伊德里奥斯科学与宗教学教授)


在罗杰·瓦格纳和安德鲁·布利格斯的笔下,关注可见宇宙之外事物的终极追问与关注可见宇宙内相互联系的各元素之间的次终极追问,在历史的洪流中缠绵舞蹈,这部开拓性的著作,其涉猎范围广泛,细节叙述令人赞叹。对于宗教和科学之间有时相互挑战但往往相互助益的关系进行了具有挑战性和说服力的描述。——拉比乔纳森·萨克斯勋爵(首席拉比)


这本书很好地阐明了人类好奇心是如何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宇宙的。它非常详尽地展示了哪些伟大思想家(莱布尼茨、牛顿、帕斯卡、赫歇尔等人)是如何在数个世纪的时间中对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讨论的,并且描绘了“科学可以逐步拓展我们对宇宙认知”这一观点的发展历程。书中包含了大量引人入胜的小故事,并且对其进行了权威解读,通过描述个体的参与和历史的细节而使上述发展历程栩栩如生。——乔治·埃利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与斯蒂芬·霍金合著《时空的大尺度结构》)


这是一部蔚为壮观的著作,本书将会拓展我们的心灵和思想,从而使我们认识到科学的范围和神学研究的基础。描绘了人类从史前时代一直到现在对认知和意义的探索欲是何等的不知满足,但又是何等的富有创造性和建设性。这是我敬畏科学的“艺术”:因为它揭示了展开这幅画卷的上帝是何等的至高无上。——贾斯汀·韦尔比(坎特伯雷大主教)


书摘

距离伽利略访问罗马约70年之前,即1543年,弗龙堡教堂(Frombork Thedral)的波兰神父尼古拉·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出版了《天体运行论》一书,他[与里修大主教 (Bishop of Lisieux)的观点一致]指出,地球和其他行星均围绕太阳转动。哥白尼在刚拿到首次印刷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但是他的思想(这是他一生天文观测和数学计算的成果)却广为传播。1533年,教皇的秘书约翰·维德曼司特顿(Johann Widmanstetter)将哥白尼理论细分为一系列讲座,向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和两位红衣主教进行了介绍,教皇和红衣主教都听得饶有兴致。

伽利略可能是从博纳米奇那里第一次了解到了哥白尼学说。他早期的著作中并未表现出他已经接受了该学说,但是他在1597年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伽利略在与他的哲学家朋友雅各布·马佐尼(Jacobo Mazzoni)的通信中,通过展示简单的三角学知识证明了马佐尼对哥白尼观点的反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两个月之后,伽利略在给一位德国天文学家的信中指出,他在多年以前就信奉哥白尼学说,但是因为担心被指责而守口如瓶。当伽利略的同僚催促他联合起来宣传他们的主张时,伽利略三缄其口,直至通过望远镜找到的证据才使他有了足够的底气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在伽利略就他们所关注的事项公开相关发现和结论的时候,对他来说,是“神的恩典”将证据送到了他的手中。

……

宗教审判

1542年,作为打击新出现且发展迅速的路德会(Lutheran)异端势力的一项举措,教皇保罗三世(Pope Paul III)设立罗马宗教裁判所(Roman Holy Office of the Inquisition),人们面临宗教审判的风险陡升。第二年,他拿到了一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教皇保罗将这本书送给了多名我会修士乔凡尼·托洛萨尼(Giovanne Tolosani)。托洛萨尼在1544年出版的《关于〈圣经〉的真相》(On the Truth of Holy Scripture)一书的附录中辱骂哥白尼是一个蠢货和傻瓜。但是在此后70年的时间内,哥白尼的著作并没有被列入宗教裁判所的《禁书索引》之内。

哥白尼主义面临宗教裁判的第一个信号是1612年11月佛罗伦萨多名我会修士尼克罗·劳里尼(Niccolò Lorini)完成的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哥白尼的观点,不论其称谓是什么,与《圣经》的意思是相左的”。第二年冬季的某一天,卡斯泰利与美第奇大公共进早餐。在此一年后,即1614年12月20日,佛罗伦萨多名我会的另一名修士多马索·卡契尼(Tommaso Caccini)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讲坛发表了关于《圣经》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对哥白尼主义进行了谴责,同时将“数学”(意思可能是指占星术)亵渎为一种魔法。

当多名我会修士劳里尼阅读了伽利略《致卡斯泰利的信》之后,认为这封信是对卡契尼修士观点的回应,他将一份并不准确的副本交给了罗马宗教裁判所秘书、红衣主教史丰旦(Sfondrati)。在信中,劳里尼代表他在圣马可的所有多名我会信众抱怨“伽利略主义者”正在佛罗伦萨散布各种“无理”邪说。卡契尼来到罗马之后,他亲自到访宗教裁判所,再次提出他的诉求,并且他还添油加醋地说伽利略一直与德国异端保持通信。

但是伽利略并不是孤家寡人,有些牧师就支持伽利略的观点。在卡契尼造访罗马之前,伽利略收到了罗马地区总传教长的一封信,信中对伽利略所遭受的无端指责表示歉意,并且卡梅里特修道士安东尼奥·弗斯卡利尼(Antonio Foscarini)刚刚完成了一部著作,他在书中论证了哥白尼和《圣经》经文的兼容性。同时,伽利略开始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进一步推动哥白尼学说的传播。2月,他将一份准确无误的《致卡斯泰利的信》交给了自己在梵蒂冈的朋友皮耶罗·蒂尼,请求蒂尼将其转交给红衣主教贝拉明(他当时担任教皇的耶稣神学顾问),蒂尼听从了伽利略的差遣。同时,在卡斯泰利的帮助下,他将《致卡斯泰利的信》篇幅进行了扩展并形成了篇幅更长的《致塔斯卡尼大公爵夫人克莉丝蒂娜的信》。

致公爵夫人的一封信

伽利略在《致卡斯泰利的信》中指出,科学与《圣经》之间不存在冲突。《圣经》指引我们找到恩赎之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位带给我们感官、语言、智慧的神希望我们将它们,和通过它们获得的信息废而不用”。接着,他指出如果哥白尼理论是正确的话,根据《约书亚书》中的段落,上帝让太阳静止而使得白昼延长(哥白尼理论的反对者援引这一点指出哥白尼理论与《圣经》表述存在冲突)才更能说得通[根据托勒密的理论,由于原动天(premium mobile,托勒密天动说中带动所有天体转动的天球)带动太阳东升西落,而太阳自身相对原动天的运动方向则是自西向东。因此,根据这一理论,如果太阳静止,那么白天的长度应该变短而不是变长]。

这一详细的注释违反了1564年特伦托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所发布的训令,其中规定除非所有神父一致同意,《圣经》不得采用其他任何方式进行解释。1615年,伽利略在佛罗伦萨的朋友、红衣主教巴贝里尼(Barberini)给了他一些善意劝告,劝说伽利略不要解释《圣经》经文以免激怒神学家。因此,伽利略在给公爵夫人的信中就省去了详细的解释而是重点从哥白尼主义的研究不偏不倚的角度证明哥白尼的学说与神父们传经布道的观点是一致的。

……

《圣经》的《传道书》经文本身就指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因此,伽利略认为“在我看来,人们不能与这一观点相左,并且不能阻碍对世间万物和其本性进行哲学自由思考,好像确信这些问题早已被发现并被解读”。如果要这样做,如果要“禁止对世界的追问”,伽利略认为那么就“不仅要禁止哥白尼及其追随者的著述”,而且还要“彻底禁止所有的天文科学......限制人们去观察宇宙”。然而,这样做会“与《圣经》数以百计的圣言相左,这些训导教导我们,神的荣耀至高无上,不可思议地体现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之中,通过神的恩典,宇宙万物一览无余”。

谁能来做这件事呢?伽利略承认,“没有人能够怀疑罗马教宗掌握许可或谴责的绝对权力”,但是没有一种生灵拥有确定事物“是真是假,与其本质和事实是否相左”的权力。伽利略的结论是“简而言之,当我们对真理还有所疑惑时,宣布一种学说为异端学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秉持着这种信念,将不要惹是生非的劝说抛在脑后,伽利略踏上了前往罗马的行程,去洗刷自己的名声并亲自阐述哥白尼思想。他成功做到了前者,但是对于后者,他最终说服红衣主教奥尔西尼(Orsini)将其直接引荐给教皇。

然而,这一策略适得其反。保罗五世倾向于直接谴责哥白尼主义,但有人说服教皇将这个案子交由宗教裁判所处理,1616年宗教裁判所将哥白尼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直至其修订之后方可解禁”。同时,红衣主教贝拉明会见伽利略,他给了伽利略一份证书,根据一份未签字的会见记录的记载,他要求伽利略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坚持、教授哥白尼学说或为其辩护。

在接下来的八年中,伽利略在公开场合均遵守了贝拉明所设定的限制条件。随着新教皇被选举出来之后,对于这项强制性禁言的限制(与四百年前罗杰·培根面临的情况一样)出现了明显的松动。

……

菲利奥·巴尔贝利尼(Maffeo Barbarini)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教皇,即乌尔班八世。当选教皇八个月之后,他欢迎伽利略以贵宾身份访问梵蒂冈。巴尔贝利尼出生于伽利略的故乡佛罗伦萨的一个大商人家族,伽利略于1610年(在其对木星卫星假意谄媚地进行命名之后)以教廷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身份返回佛罗伦萨美第奇宫。从这种意义上说,新教皇是伽利略天然的盟友。事实上,在此很久之前,巴尔贝利尼担任红衣主教时就对伽利略的其他思想观点十分赞赏。

1620年8月,巴尔贝利尼写了一首名为《有害的奉承》(Adulatio Perniciosa)的诗歌,对伽利略的修辞技巧推崇备至。三年之后,伽利略将自己的最新著作送给巴尔贝利尼以表谢意。伽利略在《试金者》(Il Saggiatore)的扉页上向三个人表达了感谢,其中巴尔贝利尼位居这三人之首。据说甚至在伽利略拿到自己的书之前,这位罗马教皇已经对这本书非常痴迷,在吃放的时候都手不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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