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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来自“地下“的声音

2011-8-13 10:56:27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莉

   《地下》是村上春树的纪实类文学作品,它以1995年3月20日发生的奥姆真理教发动的“沙林”毒气事件为中心。在这部长达400页的著作中,他记录了东京地下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每一个经历者的痛苦心路。他说他想具体详细地了解每一位乘客,包括一个个细节,甚至包括心脏的每下跳动、每次呼吸。整部书都是受害者的谈话,他们在刹那间的感受,以及他们眼中的那个灾祸以及灾祸带给他们个人生活的种种困扰。

   看起来,每一个受访者仿佛都熬过了惊慌失措,他们面容平静,像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大部分日本人的表情,但他们话语中透露出来的惊恐却是如此地千差万别。这些谈话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理解,有时候也会出现相互矛盾和错误,村上没有“处理”,也没有“整合”,因为他在采访时要求自己保持一个基本态度:认为每个人讲述的话在各自语境中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是因为我认为那种不一致和矛盾,其本身有可能在讲述什么。在我们这个多面世界上,非整合的雄辩性有时并不在整合之下。”

   《地下》没有按我们通常理解的对于灾害采访的程序那样,去选取代表性的人物,讲述有代表性的故事从而更容易为大众接受和记忆,而是将每一个人别人看来面貌相似的人都视作与众不同的个人与个体,真正地尊重作为个体的人。

   “以人为本”的写作使作为灾祸的毒气事件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而没有成为不相干的人群眼中那屏幕和字幕上的传说,以及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样的访问、回忆和记录使读者认识到,事实是有重量的,灾祸是有重量的,伤痛是有重量的,疼痛的记忆也是有重量的,《地下》呈现了那些事实的重量和曾经的发生。有重量的这一切,怎么能用干巴巴的死亡数字、受伤者数字来代表?

   有些人建议尽快忘记那些事故和灾祸,可是,不讲述就真的能把事情完全利利索索地忘记吗?看《地下》的时候会发现,一件灾祸的产生是多么复杂的事情,情况错综复杂,现场完全混乱和失控,那些证言表明,无论是地铁站、消防厅、警察厅、医疗设备,甚至包括每个亲历者本人,都有着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判断错误。重新追述、翻捡,不仅仅只是回忆,更重要的是反省和汲取教训,不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不让同一个事故再次发生。

   作为一位如日中天的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何以花费一年半的时间写这样一部非虚构作品?也许正如他本人所说,他渴望以这样的方式来了解日本,了解自己的国家。同时,他也并不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孤立的事件来看,他渴望看到“地下”的一切,那些不能在阳光下出现的一切,人性的恶魔与夜鬼,他希望这些恶魔与夜鬼不要被释放出来。村上春树尤其批评了日本社会的体制,即“不愿意向外界明确过失”的日本之组织的体制。亦即“家丑不可外扬”。为此,他的采访受到了限制,也有封口和被“软性的暗示”。

   必须承认,作为读者,我读《地下》时百感交集。当代中国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灾难,汶川及玉树地震,上海的大火,温州动车特大事故……我们被迫面临着一个个令人痛楚的瞬间。

   该如何面对灾祸?面对灾祸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当然,我们的社会也在艰难地向前行进,我们的政府、电视台及各大媒体也在尽其所能,而就文学领域而言,当代中国像《地下》这样的有穿透力和反省力的非虚构作品并没有出现。我们的纪实类作品并没有满足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与认知,“以人为本”在细节上并没有能真的贯彻和执行,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

   从去年开始,非虚构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热点——在今天的中国,读者不是对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这种文体厌倦,而是对它长期以来的写作姿态、方式和方法不满,它不能满足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知。你知道,作为读者的我们,多么希望知道那些地下的声音、隐密和暗藏;我们多么希望看见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的那部分;我们多么希望更多地体验和感知到作为个体的生活艰难和痛苦;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痛苦和疼痛不被剪接,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文字不要苍白、失真、作假、“整容”。是的,我们希望我们看到的一切纪实类作品都是“非虚构”的,我们渴望看到作家作为一个人去倾听、去书写和去理解我们身在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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