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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地下》面对灾祸怎样真正以人为本

2011-8-28 16:40:19 来源:信息时报 作者:张莉

  近十年来,当代中国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灾难,汶川及玉树地震,上海的大火,温州动车特大事故……我们被迫面临一个个令人痛楚的瞬间,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不会遇到类似事故,我们都有可能“被灾祸”。该如何面对灾祸?面对灾祸时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文学批评家张莉认为,就文学领域而言,我们需要像村上春树地下》这样具有穿透力和反省力的非虚构作品。

  灾祸中的每个人都有尊严和痛感

  《地下》是村上春树的纪实类文学作品,它以1995年3月20日发生的奥姆真理教发动的“沙林”毒气事件为中心。在这部长达400页的著作中,他记录了东京地下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每一个经历者的痛苦心路。村上春树说他写这部作品时有着单纯的疑问,“那时在地铁车厢中的人,在那里看见了什么、采取了怎样的行动、感觉和思考了什么?”他说他想具体详细地了解每一位乘客,包括一个个细节,甚至包括心脏的每下跳动、每次呼吸。整部书都是受害者的谈话,他们在刹那间的感受,以及他们眼中的那个灾祸以及灾祸带给他们个人生活的种种困扰。他们中有的人是地铁站里的职工,有的人是赶着上班的外资企业的白领,有的人是某大学医学部的工作人员。

  看起来,每一个受访者仿佛都熬过了惊惶失措,他们面容平静,像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大部分日本人的表情,但他们话语中透露出来的惊恐却是如此地千差万别。他们内在的伤痛经过各自独特的讲述被读者重新感知。这些谈话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理解,有时候也会出现相互矛盾和错误,作为倾听者和采访者,该如何处理这些人的谈话,以使它们更可信?村上没有“处理”,也没有“整合”,因为他在采访时要求自己保持一个基本态度,“即认为每个人讲述的话在各自语境中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一态度至今仍保持不变。其结果,同时经历同一现场之人的话在细节上有时出现不一致的地方,但我照样将含有些许矛盾的情况提示在这里。这是因为我认为那种不一致和矛盾,其本身有可能在讲述什么。在我们这个多面世界上,非整合的雄辩性有时并不在整合之下。”

  将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如实记录,将每个人的记忆都认为是事实,这样的作法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看待灾祸以及受害者这样的新的方法和角度,即伤痛就是伤痛,受害就是受害,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和有痛感的整体。

  不选取代表性人物,不讲述代表性故事

  《地下》没有按我们通常理解的对于灾害采访的程序那样,去选取代表性的人物,讲述有代表性的故事从而更容易为大众接受和记忆,而是将每一个人别人看来面貌相似的人都视作与众不同的个人与个体。“这是因为,我所见到的人当中,让我觉得‘此人无聊’的人一个也没有;我所倾听的话当中,让我觉得‘此话无聊’的话一句也没出现。我为每一个人的人生、为每一句出口的话语所折服,实在无可抗阻。”这才“以人为本”,这是真正地尊重作为个体的人。这样的态度使作为作家的村上春树深刻了解何为人,“人这东西、人生这东西,凝眸细看之下,原来竟各有各的深奥,我不能不为之心悦诚服,甚至对其深度感慨万端。”这样的写作态度注定使《地下》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光泽。

  “以人为本”的写作使作为灾祸的毒气事件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而没有成为不相干的人群眼中那屏幕和字幕上的传说,以及茶余饭后的谈资。正如村上春树自己所总结的,当他和每一个当事人坐下来交谈,就会发现,这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那是“比我事先想像的要深刻和具有复合意味的事件。”——这样的访问、回忆和记录使读者认识到,事实是有重量的,灾祸是有重量的,伤痛是有重量的,疼痛的记忆也是有重量的,《地下》呈现了那些事实的重量和曾经的发生。有重量的这一切,怎么能用干巴巴的死亡数字、受伤者数字来代表?他们的体验怎么可以用一小段报道来“打包”处理?赔偿金也许可以来弥补人们受到的灾害,却永远不能将这种伤害注销,人的生命和痛楚,完全不能用金钱来量化。即使我们采取多少种科学而人道的方法补救,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事实就是事实,灾祸就是灾祸,痛苦就是活生生的,它们不会消失,没有人可以与事实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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