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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经验之谈

2011-10-23 8:43:14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张子平

    新井一二三女士的《我这一代东京人》讲述的是作者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京人的个人体验,却让在中国的都市中成长的我在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90年代末,对像我这样的大多数普通中国人而言,接触现代日本社会文化的途径仅限于文学和影视作品。而从中得到的对东京浮光掠影式的感受,让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距离自己非常遥远的地方,不仅在空间距离上,也在生活方式上。然而,转眼过去了十多年,新井女士的这本书却让我很有些“感同身受”。若是将书中出现的东京的地名、景物换成北京、上海、深圳或广州等都会的对应物的话,应该不用再费许多笔墨就可以变成一本回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生活变迁的文化志。

    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最能引起共鸣的很可能是80年代全民癫狂的泡沫经济,90年代无可奈何的长期萧条。这难道不是过去三十年来日本给人留下的基本印象吗?然而这种观念有的时候会阻碍我们更深入地去理解日本社会。其实这本书的重心倒是在六七十年代。 

    在谈论童年生活之时,新井女士饶有兴致地回顾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时日本全社会的兴奋之情,以及她家在上世纪60年代“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红红火火的生活状态。这在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经济高度成长期”的日本都市可说是普遍现象,而催生出“经济高度成长期”的正是在1960年上台的池田勇人内阁推行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池田的这一计划,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将国家经济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计划在10年之中实现年均增长7.2%,并提出了“国家经济极大增长、实现全民就业、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和缓解地域间的收入差距”等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目标。

    池田勇人提出这一计划的背景是,通过战后的一系列经济恢复政策,日本的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的后半叶超越了战前的经济水平。此时,日本的政经领袖们意识到,他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通过恢复实现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这种形势下,池田勇人首相顶住了来自政、经两界的巨大压力,采纳了以大藏省官员下村治为代表的少数经济学者的方案,开始实施以提高国民收入为中心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随着计划的展开和深入,日本迎来了历史上最为强劲的经济增长期,即所谓的“经济高度成长期”。 

    在“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营造的连年景气之下,她父亲的印刷厂很快就从个体经营发展到了可以雇佣很多员工的规模。类似作者本家印刷厂这样的中小企业在60年代中的蓬勃发展,正是因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中提出的“改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差距”的目标得到有力落实的结果。而中小企业的壮大,又恰是日本政府得以迅速增加国民收入的重要保证。“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实际效果远远超出了制定者们的预期,在计划实施后的第7年,即1967年,日本的国民平均所得就实现了倍增,而日本也在1968年跃居到了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的位置。日本战后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由此达到了它的鼎盛时代。

    新井女士将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高度繁荣称为“昭和元禄”,将这一时期与此前日本历史上经济文化的最高峰“元禄时代”相提并论。由“经济高度成长期”所带来的“大众消费社会”和“消费革命”,大大地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而“元禄时代”的日本也正是一个盛行“消费文化”的社会。除去市井的繁华喧嚣之外,这两个时代的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人们的乐观情绪。如同作者所指出的,尽管日本“国内各地纷纷发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反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但是日本人的自我感觉确实是“非常的良好”。可惜好景不长,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成为了作者童年美好记忆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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