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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移民作家，石黑一雄具有一种难得的国际主义情结。身份认同和种族融合从来不是他作品的主题，而关于精神原乡的探求、彷徨、苦闷和孤独更是与之绝缘。他自嘲为“一个不知家在何处的作家”，而实际上处处有家，从早年初试啼声之作《远山淡影》，到令其大红大紫的《长日留痕》，他在切入一乡一土的人文风景的同时，又能脱出家国族群的地理界限，于纵横东西的跨文化书写中，绘制普世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图卷。
艺术也能作恶
《浮世画家》便以主人公的家庭琐事开场：日本战败第三年，年逾半百的小野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他与外孙的摩擦，与女儿的口角，看似简简单单的年龄代沟，无甚出奇。在这一片合家太平之中，却有点不和谐音：小野的二女儿眼看就要变成嫁不出去的剩女了。石黑一雄以婚嫁这一极度家庭性的话题，开启了日常生活中潜伏的深刻危机，而正如家庭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细水长流的一面，危机也在吞吞吐吐中逐步显现。《浮世画家》主要由主人公的回忆和对话组成，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在拉近读者对事件的距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读者对该事件的判断，而“我”的叙事又颇富技巧性，但凡触及危机的核心，便马上拉回到与所述对象无关紧要的事件上去，或者在无处躲藏的境况下，对事件作极富主观性的解释。而推动事件发展的大量对话，则常常出现别具意味的回避、停顿、打断，以及大段大段的空白。
如此刻意的叙事“失焦”反而使读者一再追问“我”讳莫如深的“过去的事”，而“我”一向标榜的道德信念与女儿终身大事一波三折之间的巨大真空，愈加使得第一人称的叙述不断被推翻和重置。石黑一雄借主人公关于“自画像”的自白不仅是整本小说叙事策略的核心，也是主人公万万没有料到会伤及且暴露自身的毛线球的一端：“我不记得有哪位同行能够绝对诚实地画出一幅自画像。不管他多么精确地对着镜子再现自己的表面细节，画上所展示的人格特性却与其他人看到的真实情况相距甚远。”我们看到主人公避重就轻，欲说还休，藏藏掖掖，顾左右而言他——是的，“我”苦心经营着整个故事的脉络，但为了女儿的缘故，在不断的抽丝剥茧中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一个幸存于时代，又游离于时代的军国主义分子。
应该讲，这一颇具悬念意味的结局足以让读者大快人心，一个混蛋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嘛。但我们读来非常揪心，一点没有酣畅淋漓之感。因为《浮世画家》并非单纯的揭露或者批判文学。书名“浮世”，即“浮华世界”之意，在我看来，主人公经历了三重“浮世”，及相伴相生的三次“背叛”，《浮世画家》记录的便是这个世界的世态人心，及寓于其中的时代悲剧。
小野出身商人世家，对绘画艺术的热爱使他出走家庭，完成了人生意义上的第一次“背叛”。在师傅毛利那里，小野了解了“浮世”的定义：“最好的东西总是在夜晚聚集，在早晨消失。”而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捕捉这“虚幻的、转瞬即逝”的世界中“最细微、最脆弱的美”，展现其中的温情和人性。然而很快到来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摧垮了这伊甸园般的“浮世世界”。小野力图调和艺术与良心使他迅速与国家靠拢，因为他深信国家能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而他的美学观则把艺术审美与国家机器统一了起来，“日本的新精神与自我享受并不矛盾；也就是说，没有理由把寻找快乐跟颓废相提并论”，国家发动战争，完全可以将之变作爱国性质的全民娱乐。在这第二个“浮华世界”中，小野把粉饰战争当成艺术家的职责，这是他第二次“背叛”。
这两次“背叛”颇耐人寻味。第一次“背叛”意味着主人公打破樊笼之后的个性解放与自由追求，而第二次“背叛”则基建于其作为艺术家的道德与公民职责的觉悟之上。也就是说，小野对人生之路的选择出于本人意愿，并没有外力（洗脑、威胁、强迫之类）施加其身。由此可见，所谓“军国主义分子”，并非毫无由来的事物，而是有着催生其发芽成长的物质土壤和心路历程，“恶魔”的背后亦是有着丰富的人性内容的。可怕的是，良好的用心会酿成恶果，艺术成了行恶的工具。良心、艺术本无过错，但它们一旦作为战争的帮凶（即使是无心的），自身难免也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小野在百般隐忍后终于承认了战争责任，但他认为“怀着信念所犯的错误，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信念”于小野，便是良心和艺术。显然，他是“初衷论”者，如果不是战败，他的“信念”会获得全面胜利，他对于战争的反省到此为止，可以说，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战争责任者对“过去的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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