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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调》后记

2013-1-4 17:23:00 来源:易文网 作者:李炜

    吼叫和哀泣时的语言:还有比这个更像“母语”的精准定义吗?当我们陷入沮丧绝望时,要是不能毫无顾忌地依赖某种语言,它还怎能担当我们最主要的沟通方式?

    正是这个原因,古伊-葛塔在阐释她为何用法语写作的文章里还坦白了一点:“新近征服的语言对解决日常繁文缛节毫无助益”。用阿朵尼斯的说法,这是因为法语只是古伊-葛塔的“文化语言”,而非她处理俗世问题时的母语。

    这不是说一个人无法在第二语言中如鱼得水,只用那种语言就能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只不过,要达到这种程度,他必须投入所有时间,一直使用他想要精通的语言。他必须彻底的弃械倒戈,直到在梦里都说那种语言为止。

    因此,让两种语言都保持完好无损的状态简直是异想天开。连古伊-葛塔都承认,“保留旧语言并且掌握新语言,需要走钢索的技艺。”

    就算一个人有这种技艺,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吗?想想日常生活中需要了解的零碎事物:新观念,新流行语,新玩意儿,新人名和新地名--谁真有耐心以及决心同时用两种语言学会这些东西?

    所以,无论是否心甘情愿,我们终究会疏远一种语言,慢慢让它老朽、蒙尘乃至闲置。每一周、每一月,我们又多忘了一些词、几句话,直到有一天才惊觉到,对于那种语言我们不再能够运用自如,哪怕它是我们的母语。

    不久之前,我的一部小品得了个奖,继而也让它的作者面临了一个有关母语的问题:一个土生土长的台北人为何选择用英语写作?

    琢磨了半天,最终我只能说,因为我的英文比中文好,所以更适合用来写作。

    事实上,我不仅是英文写作更好,就连一般思考也都是用英语。但我并不是所谓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 [美生华裔]的缩写)。其实,使用英语对我来说一点也不自然--至少一开始不是。

    为了改变语言,我十五岁移居美国后就一头扎进了英语。像一名船难中的水手,与其祷告救援在船沉前抵达,不如一个猛子地扎进水里,奋力划动四肢,游向最近的陆地,因为这几乎是唯一的生机。转换语言的人都如此,必须在源源不绝的文字中急流勇进,试着不被险恶的语法暗流冲走,不被无穷无尽的词汇淹没。

    回头去想,这么做还真得有点勇气。但一个遭难的人很少会有当英雄的念头,他一心一意只想要存活。对一个青少年来说,“存活” 就是结交新朋友、融入新环境,在学校里不做那种不敢张口说话、老是被取笑的可怜虫。

    因此我在英语上投注了不少功夫。这让我没有变成那种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移民。即使是在纽约这个出名的文化大熔炉里,还是有不少外国侨民从未被“熔化”过。他们成天和同胞黏在一起,只读母语报纸,看那些从遥远国度传来的电视剧,除了祖国的传统饮食什么都不碰,就连衣着好像也从未随着潮流更换过。

    我年轻时常想,这样的人去了异国有什么意义?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他们仍不能用第二语言拼凑出一个像样的句子。

    但现在的我却不再那么肯定那些人需要怜悯,更不会去鄙夷他们。也许他们有意识的做出了抉择,也许仅仅出于恐惧、甚或懒惰,无论如何,他们拒绝被“熔化”,因而妥善保存了自己的母语;他们的发音依然清晰,提笔时仍可运用大量的词汇。这难道不值得褒奖吗?

    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更改了他的主要语言,就切断了自己和母国文化的重要纽带。偶尔,还可能被垢斥为抛弃同胞和故国。

    实际上,更换语言这种事频繁发生,并不见得有太多寓意。为了开展一段新生活,人们往往需要同步接收一种新语言。

    真该问个究竟的是,以我们使用的语言来“界定”我们的身份,这么做是否合理?例如,一个女人必须说出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才能被认定为“阿拉伯人”吗?难道只因为她更擅用另一种语言,就不再能属于她的出生地?

    不应该这样吧?至少,我希望不是。理由很简单:我们使用哪种语言通常都是由“命运”所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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