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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的“艺术”究为何物？它们是在何时，又是怎样成为“艺术”的？有别于一般艺术通史以时间为序的写法，柯律格将中国艺术放在更为宽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划分为陵墓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精英分子的艺术，以及在市场中买卖的艺术等不同形式，加以多种语境的考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盘整了中国艺术史的脉络，并生发出诸多新的学术课题。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前2500—前200年
在不同的时期，多重的含义悄然隐含于中国的美术作品中，恰好可以从一件目前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玉圭里发现这种情形。石料呈乳黄色，因为年代久远而天然包含了一些灰色和赭色的物质，被磨制成梯形薄片，在较窄的一头有钻孔。精致的浅浮雕部分，一面雕刻正在跳跃捕食的鸟，图像轮廓清晰，另一面则是一张神秘的程式化的脸，有突出的双眼。据考古发现的证据，我们推测，这件作品大概制作于公元前 2500—前2000年之间，为龙山文化（约前3000—约前1700）的产物，在此时期龙山文化在距离黄河出海口不远的今山东省的位置繁荣起来。工匠在金属使用之前制作了它，而玉石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制作工具和兵器的材料，也是在已经确立的阶级社会中一些人的身份显赫于他人的证明。
玉圭上有纪年为1786年的铭文，是一位中国帝王的题字，在他大量的古代藏品中，在那年此物证明了它自身的存在。他给玉圭两面的装饰提供了奇特的解释，理解为鹰和熊的象征，是给勇者的一种古老奖励，并将玉圭归入中国古代最早的两个历史王朝，商 （约前1500—约前1050）或周（约前1050—前256）。这很容易和“中国人好古”联系起来，它描绘了一些人以某种方式沉浸于阐释他们自己长久而辉煌的过去，把过去想像成完整一体的，其他文明不能与之匹敌。我更想强调这件古代作品 （实际上比题字的帝王所确定的年代更为古老）的创造性挪用，它插入到一个实际的新语境中，也就是皇家藏品中。而且皇帝声称的正统性是通过使用权力的古代象征物来实现，在这点上与许多其他的文化系使用有威望的建筑形制、艺术作品或收集以往的财宝去支持眼前计划的行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实际上玉圭出现在本书中作为“中国艺术”的一个实例，它所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同样表现了玉圭铭文装饰的新语境、新含义，想必与乾隆皇帝富有想像力的流露一样。我们可以尝试阐释这件作品最初是怎样被构想的，但是无从了解它“真正的意义”。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开始使用青铜，铜和锡的合金制作器物，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成立时刻。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用这种贵金属制作容器和兵器，是由成群的技术熟练的工匠来完成，他们的技艺可能代代相传，这些展示了早期统治者及其家族可以调用的资源种类的扩张。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格利（RobertBagley）提出，约在公元前1500—前1300年，模制青铜制造工艺首先在中国北方平原发展起来，这片区域以及它的附属国享受着黄河水的灌溉。商代早期，政治权力从这里向南方扩展。安阳时代之始，公元前1300—前1000年，商王朝的政治势力削弱了，缩小到它的核心地区河南。南方的青铜器，通常是虎和象之类的动物形象，并不依赖于安阳，在相互影响的早期阶段南方适应了独立发展而区别于北方。
地理和文化上统一的早期中国，拥有强大而富裕的中心地位，它的影响向外扩展到相当大的区域，安阳遗址的发掘展现了它的盛况。
在安阳，新的发掘极大地扩展和复杂化了商代的早期景象和文化。尤其是，它提供了非青铜和玉石的其他材质的器物的阐释，它们在最初的解读中占据了主导。涂上红色和黑色的灰泥墙碎片也被复原，它暗示在商代统治者的生活中，视觉文化环绕在他们周围。但是更多的证据仍然来自围绕在死者身边的陪葬品。 1976年，商代王室贵妇妇好（武丁妻子）的墓室被发现，墓室未曾被盗，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年。陪葬品很丰富，有200多件青铜器，加上兵器和700余件祭祀玉器以及个人饰物。其中有件独特的象牙敞口杯，雅致的凹形筒身镶嵌绿松石，这种样式和装饰与青铜器物有某种联系，但并不是直接复制其他任何已知的范例而来。青铜的耐久性正好将其置于所有从历史和现代的角度理解中国早期艺术的中心，但是这件敞口杯显然丢失了什么，应该是木质或其他容易腐烂的材料，它们的价值可能与主人的身份相符，那将永远无法为我们所知。
宋元时期：960—1368年
大约在公元1000年以前，中国几乎不存在投机的艺术创作（也就是说，没有个人或者是机构委托定制艺术作品）。一般说来，画家不出售画作，纺织工不出售纺织品，雕刻家不出雕刻作品，通常人们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出售给不认识的人。从宋代开始，因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市场的形成，不知名的卖家和买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平常，这就给艺术品提供了交易场地，差不多和其他类型商品的交易场地一样。
12—13世纪陶瓷业的发展展现了商业化的影响。遍及全国的瓷窑生产出多样化的各种类型的陶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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