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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德性和理性缘何重要?

2013-5-13 9:17:02 来源:晶报 作者:郑渝川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跟约翰·F.肯尼迪有什么不同?因为水门事件,前者推动中美关系破冰等政绩几乎被人忽略不计,以说谎者、监听癖的不堪形象载入史册;而后者在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现代史上享有盛誉,被视为与华盛顿、林肯、小罗斯福并列的美国“伟大总统”。很多人都记得,肯尼迪成功解决了古巴导弹危机,加大对美国教育和科研投入,为后来美国取得对苏联的太空竞赛优势打下了基础。但人们往往会选择性地忘记,肯尼迪的政策思路大多是他被刺身亡后,由继任者约翰逊力推通过,还有一些甚至是在臭名昭著的尼克松任内落实的。

    人们同样有意忽略的一点在于,正是肯尼迪拍板向古巴派遣了雇佣军,招致了猪湾惨败,也激化了美国与古巴卡斯特罗新生政权的关系,使之彻底倒向苏联,催生了后来的导弹危机。肯尼迪遇刺身亡后,其继任者约翰逊决定出兵越南,但这项决定实际上在肯尼迪生前就已作出。

    1960年,肯尼迪当初在竞选中击败老牌政客尼克松,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对政治公关学的娴熟运用,当选后也将这套公关手段用在了内政外交政策上,醉心于塑造政府和政策形象。他在任期间采用的决策方式、政策包装技巧乃至误导美国国会和公众及世界舆论的具体做法,与尼克松并无二致,都可归结为“密室政治”。

    汉娜·阿伦特1971年发表的论文《政治中的谎言》,就对从肯尼迪到约翰逊再到尼克松三任美国总统在越战问题上的政策公关思路予以了强烈抨击。在她看来,政治公关学塑造出的是虚假的政府和政策形象,是一种新的政治谎言,具有浓厚的极权主义色彩,对共和、民主、自由具有极大的侵蚀性。阿伦特认为,外交机密、政治欺骗等做法,常常被作为达成某种政治目的的合法手段,不惟政府官员,就连一些学者和民众也认为只要政治目的正当,“有意的谎言和公然的欺骗”也可以理解。

    阿伦特强调,政治公关学塑造的谎言,是“表面上无害的谎言”,“从麦迪逊大道上的各种创意中学来的手艺”,只强调服务于某方面的政治效果,而不论政治德性乃至基本底线,必须引起公众的警惕。同样,那些分别由各科学学科领域的学者组成的“问题解决专家”,也在越战等密室政治决策环节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他们所完成的是被层层分解的“欺骗和谎言游戏”,看上去是技术性工作,因而很难与政治责任、政治德性联系起来,这正是一种难以觉察的“恶”。读过阿伦特其他作品的人大多记得,她指出过纳粹德国时期,曾参与过对犹太人大屠杀并在战后以只参与了一部分工作(没有自主权、未直接伤害他人)的科学家、执行者等角色,有着“平庸的邪恶”。很显然,阿伦特在《政治中的谎言》文中提到的“问题解决专家”们,也是“平庸的邪恶”的责任人。

    《政治中的谎言》与阿伦特分别在1969年、1970年、1971年发表的另三篇文章《论暴力》、《公民不服从》、《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组成了她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共和的危机》。《政治中的谎言》一文如前所述;《论暴力》和《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两篇文章则对1960年代末美国和法国等国激进左派运动期间的暴力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人们对暴力的工具性(本质属性)和巨大危害缺乏根本认识(暴力并无助于建立更好的秩序);《公民不服从》一文则回答了越战期间,学生拒绝服兵役等公开的不服从运动对美国宪法和法律秩序形成的悖论式挑战。

    《共和的危机》一书近日被引进到国内出版。在我看来,这本书不仅有助于政治学者、历史学者及普通读者了解1960年代越南战争、美国平权运动、美国校园抗议行动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层次信息,更重要的是,还从政府、学界、青年学生所需恪守的政治理性、政治德性和底线进行了深刻阐述,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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