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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昕:最纯粹的出版人

2014-8-15 15:04:50 来源:《出版人》杂志 作者:任殿顺

    


陈昕

    陈昕对于出版有着一份自觉的坚守,这份坚守也融入到世纪集团的血脉里和行为中,使他们在聒噪的产业化浪潮中,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气质。

  做出版就是要追求潜入历史、化作永恒的境界,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激荡血肉或洛阳纸贵。这,是很多上海出版人的座右铭。从陆费逵、张元济,到宋原放、巢峰,再到陈昕,一代一代上海出版人,都秉承这样的精神,流淌这样的血脉。

  陈昕是上海出版业的一张“名片”,也是当今中国出版业的旗帜性人物。他一手打造了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并带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率先在行业内完成股份制改造;他始终把“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作为企业的光荣使命与不懈追求,在他看来,现代出版业的最高价值就是铸造强健的民族脊梁,提升一个时代的精神海拔。

  改革弄潮人

  在中国所有的出版集团老总中,陈昕是执掌一家集团时间最久的一位,至今已快16年了。他曾婉拒出任更高职务的劝说,坚持驻守在出版第一线,从普通编辑做起,直到集团总裁。陈昕很享受这种学者、编辑和管理者的“多栖”生活。

  虽然不做行政官员,但陈昕却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实践,用才识和智慧影响着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发展进程。

  论对当代中国出版业的理论贡献,鲜有人能达到陈昕的高度。早在1985年,陈昕就曾发表了《开展社会主义出版运行机制研究》一文,后来被广泛认可为“将出版定性为产业”的开山之作。

  此后,他做了大量出版产业研究,从图书价格改革到发行中盘建设,从打造新型市场主体到建立现代出版业物流体系,直到近年来被炒得火热的“数字化转型”,可以说,当代中国出版业许多重要概念和重大命题,最早的提出者都是陈昕,围绕每一个阶段中国出版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也都会给出锦囊妙计。

  而更难能可贵的是,陈昕在出版实践中身体力行,领导着他所在的企业不断探索前进。

  1995年,在北京的一次青年编辑研讨会上,陈昕基于长期的经济研究和对海外出版业的观察,在国内首先提出了“组建出版集团”的设想。1999年2月,在他的主持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正式挂牌成立,由此也拉开了中国出版业集团化的大幕。此后,世纪集团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首批试点单位,又成为中国出版业第一个实现改制的股份制公司,陈昕和世纪集团一直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始终立在改革的潮头,从未仿徨,从未停顿。

  一把手的风格决定一家企业的风格,担任总裁近16年,陈昕也在世纪集团身上留下了深刻、醒目的烙印。

  “我业余时间搞过一些经济学的研究,养成了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来观察问题的习惯,这使我也比较敏锐地把握了产业发展的趋势,并把这些研究和观察应用到管理工作中。”陈昕说。

  刚刚入WTO时,“股份制”对于出版业而言还是一个新鲜名词,推进起来阻力重重。陈昕坚持认为,股份制有利于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有利于优化企业的战略决策。他多次上京说服主管部门的领导,率先在行业内引入战略投资者,成功实现了集团的股份制改造。

  在集团内部,他全力推进对出版资源的整合。成立伊始,世纪集团就按照国际出版业集约化经营的模式,率先对发行和物流业务进行整合和重组,建立了基于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大型业务平台,大大提升了集团的市场营销和推广能力。同时,他还大力推行财务整合,推行全面预算管理,统一资金调度,降低了运营成本,显著地提升了经营绩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出版集团化10多年来,除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外,全国竟然没有第二家出版集团成功地对下属出版社小而全的发行和物流进行过重组,更不要提搭建业务平台了。

  “纵观全球领先的出版集团,建立功能性的业务平台是他们的一致选择。因为集团的存在就是要整合资源、提高效率,不然,就不能称之为集团。”陈昕表示。为更好地配合各条业务线的整合,陈昕还着力推进世纪集团的信息化建设,如今,集团的工作流都建立在信息化平台之上,“离开信息管理系统是要瘫痪的”。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最难的改革,我们都经历过了,而且都平稳有序地度过。”陈昕说。而这近16年的磨砺,也让世纪集团成为了一家真正的现代出版企业。

  不随波逐流

  2003年以来,在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下,出版业也遭遇“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文化理想和商业理性更加激烈地碰撞。特别是自2007年以来的“出版业上市热”,更是将出版产业发展推向一轮新的高潮。

  其实,早在出版机构忙于转企改制与事业单位身份说再见时,陈昕便敏锐地观察到一股苗头:在文化和商业的博弈中,利润派逐渐占了上风。在转型的过程中,一部分出版企业出现了小小的偏差:过多地注意出版的产业属性,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忽略了出版在民族文化建设中应该起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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