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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法国小说家，1945年7月30日出生在法国的布洛涅-比扬古。父亲是意大利犹太人后裔，母亲是比利时表演艺术家路易萨·库佩恩。他先后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奖、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法国国家文学奖以及表彰其终身成就的奇诺·德尔杜卡世界奖等。2014年10月9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十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人。
这个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四，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了，新科得主是法国69岁的帅老头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这个在国外两大博彩公司的赔率预测榜单上不甚显赫的名字甫一亮相，许多人大呼“爆冷”。其实，在法国文坛他的作品素来都是“热门”。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法国作家克莱齐奥，克莱齐奥和另两位法国作家在法国文坛并称“法兰西三星”，其中一星就是莫迪亚诺。时隔六年后，这颗老星星终于不负众望，“他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最难把握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的颁奖词）。
一个人随着成长到老去，其记忆自然会丰富并延伸，我们的年龄和记忆都是沿着时间轴同步递进的。只是，莫迪亚诺将记忆演绎成一种艺术。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对时间的敏感是优秀小说家的基本素质之一。在莫迪亚诺的话语世界中存在着“时间走廊”，时间分隔成一条条管状的密封走廊，如同塞纳河右岸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的自动扶梯。人们可以生活在同一个现在，却无法跟被命运投入另一自动扶梯的人交流。相反，因处于同一条“走廊”，人们就能跟现已消失或去世的朋友交流。在他的近期作品《地平线》中，主人公总是在想：“他会在某些街区看到他青年时代遇到过的那些人，他们的年龄和模样仍跟以前一样。他们在那里过着同样的生活，丝毫不受时间流逝的影响……”
在莫迪亚诺获奖前夕，上海译文出版社继2012年的《地平线》之后，又推出《缓刑》中文本。
《缓刑》以一个小男孩“我”的视角考量周围的人和物，大人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被捕？甚至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关于这些，莫迪亚诺在文本中没有为我们提供可靠的答案，他不会像萨特的存在主义那样“探讨”，他只是“展现”。以致我们读完《缓刑》，甚至不知道这个小说究竟为什么如此命名，我们和小男孩一样：知道发生了严重的事，因为警察来了。可能的解读是：“我”当时还小，所以躲过了占领者的盘查得以“缓刑”；还有人解释，这部小说还有一个隐蔽的发动机——弟弟。小说中“我”有个弟弟，莫迪亚诺也有一个叫鲁迪的弟弟早夭，这让他无法释怀。相比早逝的弟弟，莫迪亚诺无疑是一个逃脱命运审判的幸存者，他说，“我总感觉我是困境时代的孩子，战争的孩子。”
莫迪亚诺自己曾说过，他很少能在当时讲述故事，因为总需要有一定判断所需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促使其写作的，是重新找到痕迹。不以直接的方式讲述故事，而是令这些故事有一点谜样的晦涩。我们不敢轻言莫迪亚诺用文字打败了时间，至少，他真的是在用文字跟时间对抗。当瑞典文学院的评委老头们敲定最终结果的时候，莫迪亚诺居然还处于“失联”状态。他一定是在自己的“时间走廊”里神游了。
《缓刑》是一部典型的莫迪亚诺式的作品
日前，记者联系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缓刑》的责编黄雅琴，她说正在忙《缓刑》和《地平线》的再版工作，但还是接受了电话采访。
晨报：莫迪亚诺此次获奖，你是否意外？
黄雅琴：
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会是莫迪亚诺获奖，他也算是热门作家，但是不像村上春树和昆德拉那样跑在榜首。但获奖结果出来之后，我也不觉得意外。他在法国算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严肃作家。他已获得了龚古尔奖、法兰西学院奖的承认，这都是极高的荣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表明他是一个有实力问鼎诺奖的作家。
晨报：读者认为《缓刑》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你如何看？
黄雅琴：
一个作家很难完全摆脱自己的童年记忆和生活背景，莫迪亚诺当然未能例外。《缓刑》出版的时候我们加了一个由法国当代知名作家奥利维埃·亚当题的序，我愿意用序言中的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部少见的开诚布公的自传性文本，甚至让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莫迪亚诺就是在用自己的名字上演自己的生活……说到底，故事的真与假并非问题的所在，令人激动的是那一丝亮光，那卸下防御的叙事，呈现于你的肉眼之下，明明白白，扣人心弦。
晨报：这部小说在莫迪亚诺的创作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黄雅琴：
《缓刑》是一部蛮典型的莫迪亚诺式的作品：父亲行踪可疑，周遭的大人在干不法的勾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莫迪亚诺多年，“寻根”和“解密”是他笔耕不辍的一大动力。如果说通过莫迪亚诺的其他作品，读者对他的父亲已经十分熟悉，那《缓刑》最大的亮点在于弟弟这个人物。莫迪亚诺本人的确有过一个弟弟，但弟弟在10岁的时候生病去世了。他和弟弟感情甚笃，但几乎没有在小说中提到过他，除了《缓刑》。但小说中弟弟的存在又是空缺的，就像是一个阴影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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