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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 》序言

2020-11-27 15:32:35 来源:易文网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阐述了中国古代王朝的更替史。在以黄帝为首的五代圣王的传说时代,继承王位的方式是通过禅让完成的。最后的舜传位于对治水和开发国土有功的禹。禹晚年虽传位于功臣益,但益却让位于禹之子启,结果就造成了王位父子相承的事实。这一世袭王权确立了中国最早的王朝—夏王朝。夏第十七代的桀王失政,被商汤王所灭,于是商取代了夏。第三十代商王纣王无道,被周武王所灭。王失德,有德圣人承继天命,遂有了王朝交替。

    这一儒教性的王朝史观,直至20世纪都被将儒教作为国教的中国历代王朝所继承。但日本的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等人很早便开始以“史料批判”为出发点,专心致力于古代史的复原。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现代历史学真正进入中国,顾颉刚等疑古派否定了开创夏王朝的禹和之前五帝的存在,掀起了与传统历史学家们的争论浪潮。另一方面,随着对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甲骨文的释读不断深入,王国维等释古派从遗址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文字资料与《史记》等传世古代典籍两方面入手,开拓了古代史复原的实证方法。

    同时,瑞典的安特生作为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顾问,曾担任指导工作。1921年他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主持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了以彩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没过多久,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殷墟发掘也开始了。文献史学中疑古派和释古派活跃的20世纪20年代,也正是中国考古学勃兴的时代。

    其实,日本的鸟居龙藏自1905年起便开始调查辽东和内蒙古东部的史前遗址,其成果发表在《南满州调查报告》(1910年)和一些法语报告上,遗憾的是几乎未被人知。原本鸟居龙藏理应被冠予“中国考古学开拓者”之荣誉,不巧正赶上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辛亥革命(1911年),因为鸟居调查的是清朝兴起之地,属于中国考古学漠视的地带。此后的反日情绪更是使鸟居的功绩埋于黄土。

    在这样的民族运动的浪潮中,在一切都要从地域集团或民族兴亡来理解古代史的时候,傅斯年提出了“夷夏东西说”。其内容将在第一章第二节中予以详细讨论。主持殷墟发掘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主张中国古代社会东、西方的对立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他的属下徐中舒用考古资料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见解,认为夷(商)王朝的黑陶文化圈和夏王朝的彩陶文化圈形成了东、西并立的格局。这种描绘地域文化历史的方法被称为文化史考古学。

    另一方面,超越这样的“国学”,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作为共产主义作家而活跃的甲骨文、金文学家郭沫若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以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理论武器,综合甲骨文、金文与古典文献,提出商朝是以氏族社会为基础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西周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奴隶制社会,春秋时代开始封建制,清末开始为资本主义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在考古学成果的基础上修正了之前的看法,提出奴隶制是从商代开始的。基于社会主义体制,历史学的主流把焦点集中在生产力和社会组织的发展阶段论上。

    不太为人所知、主张“水利事业的组织化带来了亚洲专制国家的形成”一说的魏复古,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发表了有关中国史前时代社会的论文。文中提到,农业的开始带来了人口的增加、男女的分工和共同体之间的战争,至商、西周时期中国北方也开始了水田稻作,从猪和狗的家畜生产到羊牛马的畜牧,并开始了青铜器的铸造。在考古资料缺乏而又偏重于文化史考古学的20世纪30年代,关注农业生产和社会分工的探讨,在研究上是极为新颖的一种突破。

    中国的古代都市都带有城郭。宫崎市定注意到其与古代希腊、罗马等城市国家的类似性,并以氏族制度—都市国家—领土国家—大帝国这个世界史整体的发展阶段为前提,认为商末到春秋时代为都市国家、战国时代为领土国家、秦汉时代为大帝国。宫崎提出了春秋时代氏族制度解体、城郭都市亦有公民权这一观念。贝冢茂树也认为从都市国家向领土国家的发展中,都市国家的主要构成要素是征服民族的战士集团和土著民族,战士集团聚集于广场的朝、市作为祭祀共同体的特征亦已出现。对此,侯外庐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通过商末周初的征服及殖民活动,提出了住在国和都的周朝贵族对野和鄙的氏族集团奴隶进行的武力统治,即为城市国家。也就是说,贵族住的都市和奴隶住的农村的分化使得“文明社会=阶级社会”这一等式得以成立。贝冢和侯外庐都以甲骨文、金文和古典文献的研究作为基础,或认为都市内部存在阶级对立,或看重城乡的阶级分化,只是着眼点有所不同而已。那时除了殷墟以外可以说没有更多的考古发掘遗址可供调查,无论哪一种城市国家论也都只能以文献学的方法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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