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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世界是什么时候了?
一边发现了“手段的王国”，一边迷失了“人的目的”，这个世界沉溺在夜的狂欢中……
就物质生活水准来看，现代恐怕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最奢望的想象，而且人类所显示的征服、改造自然界的力量，也同样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英雄时代或巨人时代的最伟大的崇高。但是，它的文化精神生活，为什么较之古典时期的理性主义远为“低下”呢?而且这种“低下”，或者避开它的“价值判断”，改为“下降”——与“上升”相对——这种“下降”是全面的：由理性主义降解为非理性主义；由宇宙本体论降解为人类学本体论；由历史乐观主义降解为历史悲观主义。简而言之，由“赞美生命” 降解为“赞美死亡”。
尽管生活的波折，使人们多少学了点审慎的态度，因而在判词的选择上，懂得掩藏犀利的锋芒，然而面对如此“降解”，轻声说一句西方文明的“ 危机”、“颓废”和“衰落”，总不嫌过分的；心曲也为之畅然。
问题又回到本文的引言上，究竟如何看待这些为诗而不能升华的，“诗人哲学家”们及其所揭示的现代西方文化精神?
我不知其解。我只知道我在词语或陈述的真正意义上寻找还活在人们心灵中的“原初的直观”和“原始的隐喻”。
认识是去蔽，意识的意向和目的也是去蔽。去蔽就是揭示此在及其存在物既与的被抛、被决定、被规范的状态，因此去蔽必然与现实冲撞而造成空隙，即在的开启。真理便是生命直觉领悟着在的可能性把未来导入瞬息而生成的特有时间或自由时间的逗留——时问空间化了：由于时间的伸展已成回溯，生命的横向进取同时表现为纵向的扩展与深化。
还有什么比这更叫生命的活力呢?死无非肩负着开启生命的闸门，放给瞬息的是无限可能的诗思。
然而生命总是包孕着痛苦与死亡。这是任何时代都排解不了的困扰。一个时代的贫乏，就在于它缺少对痛苦、死亡和爱的本质的揭示。
文艺复兴时期对生命的赞美如莎士比亚，分明是拒斥宗教的不朽意识。 “是死是活”的著名提问，显示了生命无畏的瞬间性和完整性，即对缺陷、痛苦和死亡的包容。
后来的理性主义。虽然杀死了上帝，但没有杀死完善与不朽。这是一次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描述的儿子们的造反。于是在儿子们即兄弟们的契约式同盟中，理性被拱抬到上帝的神座上，它反过来对人类造成了潜抑至梦境的禁忌，给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能源。
我们可以不要弗洛伊德式的描述，可其中隐含的理性的不朽性质及其遮蔽、压抑的文化功能，是任何批判的范畴体系回避不了的。
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即使不要两次世界大战，自由的思想也会举起反叛的大旗，承担起去蔽的使命。叔本华、克尔凯戈尔、尼采就这样做了。两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以空前惨酷的面容，直观了生命虚无的根底。
况且，光有战争是不够的，在战争的废墟上，照样可以树起“理性战胜 ”的纪念碑。倒是战后的持续繁荣造成了物质生活的空前高涨，把科学理性推到了主宰一切的王位，人们才猛然省悟，自己像布利丹的驴子，被驱赶到两堆同样的青草之间——一堆是“飞机—坦克”，一堆是“加速器—计算机 ”。它们同样是人获取自身目的的手段，也同样葬送了或正在葬送人的目的。
如此巨大的生存困扰，几乎使人类的所有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分析哲学领域，都掀起了“给确定者以不确定”的更辉煌的怀疑运动。
“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诗人哲学家”们声嘶力竭的呐喊，也只是使这个问题获得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尖锐性和荒诞性。至于它的解答，无论是萨特的社会责任与自由选择相结合而造就的“普遍的单个人”，是马尔库塞把艺术化的“爱欲”当作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还是海德格尔开导的人应归还存在物的存在，从而回复自己的存在本身的“顺其自然(本性)”的宇宙存在论……都不过是紧跟在五光十色的事实后面的黑色框架。
谁能拉开帷幔，敢于窥视美杜莎的头而不惮于化作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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